关注 | 公益第一，私利第二？怎么解？怎么做？
编者按：
2019年10月20日，第七届“儒商论域”研讨会“儒商传统的现代转型：精神人文主义与儒商的实践”在北京大学举办。所谓“儒商”，一般是指具有儒者胸襟的企业领袖，心怀苍生，道济天下，身在商界，义在利先。其传统及现代转化，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本土商业文明资源。
虽然其探讨与对话的主体是企业家和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学者，但是考虑到近年来商业与经济价值观和方法论对公益慈善界的影响之巨，以及不同商业文明激荡下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公益慈善界怀抱开放心态而跨界多关注之，在汲取有价值思想的同时，进一步认知公益慈善之初心与本质，并调适既有实践使之向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也是值得倡导的。
故而，爱德传一基金在摘编第七届“儒商论域”研讨会有关纪要的同时，整理了“儒商论域”发起人、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思想家杜维明先生关于儒商的一些观点，以及被公认为儒商典范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先生的一些资料，供有心的公益慈善界同仁参考、讨论，希望有益于扩宽公益慈善界同仁对商业与公益、义与利之关系的思考，进而有助于相关实践的提升。
🔼 图片来自PIXABAY。
01
第七届“儒商论域”研讨会
2019年10月20日，由长江商学院与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儒商论域”的主题聚焦“儒商传统的现代转型：精神人文主义与儒商的实践”，在前六届探讨儒商认同、全球伦理等理论基础上，集中讨论了儒商的实践。
近百位中外知名人文学者和企业家从形而下的合规与守法，到形而中的人工智能与伦理，再到形而上的己群地天与大生意，从诸多视角探寻精神人文主义在商业实践中的经度和纬度——“作为国际型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商业的道德感，用多维度和大格局的视野去审视整个生活，生态的意义和国家天下的利益，这才是大生意。”
在本届研讨会上，特别设置了向日本知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致敬专场。涩泽荣一（1840-1931）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的实业之父，他一生创立了500余家企业，相关联的当世和后世系列企业多达1500家，日本企业经营模式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有涩泽荣一的理念在其中；其头像将被印在2024年即将发行的日本新版万元纸币上。
涩泽荣一的主要思想包括打破管尊民卑体制、道德经济合一论以及合本主义。其中，合本主义意味着经商的原则应该是把最好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共同去达成一个目标，最终实现社会的福祉。
那么在当代，研究涩泽荣一精神以及其道德与经济组合有何现实意义？日本关西大学访问学者木村昌人总结道，首先，对于社会的很多不稳定性，我们可以借鉴合本主义的思想，去改进现有的货币系统，更好地促进全国资金的交流和整个金融行业的变革。涩泽荣一当时也是运用了儒家思想，将传统的道义引进了投资界和银行界的领袖思想中，强调商业的道德感。这种思想对于现今的新兴国家也很有借鉴意义，包括防止腐败，缩减贫富差距等。此外，它也可以防止整个金融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15年前就曾向企业家介绍涩泽荣一。在他看来，涩泽荣一无疑是儒商的典范。
杜维明认为，“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人文关怀，尊重各文明及宗教信仰，对社会公益有责任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积累，企业家也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问题，不只是一味追求物质的成功，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发扬伦理智慧、开拓精神价值，都是儒商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儒商作为新的论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拓与发展。
“经济人可以说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全球很多企业家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人的价值，在市场竞争中，他们守法、合法，最大化地得到了自己的利益，但这远远不够，企业家也要向文化人和生态人发展。”杜维明说。
“儒家有富己、富国、富天下的理想，它重农而不轻商。企业家若能做好天地群己的大生意，小则富甲一方，大则经世济民，实现财富的道德理念，在当下就能够成己、能够成人。”在杜维明的破题下，大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谁能够带领大家去做大生意等一系列话题引发了学者和实践者的思考。
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陈少峰表示，企业家与普通商人是不同的，两者间的区别在于：企业家是种树的人，商人是买卖木材的人；企业家是创造内在价值的人，而商人是用杠杆去把这个价值进一步放大的人。因此，企业家不仅要有一种抱负，同时还要有一种长远的价值观。
陈少峰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家是抽象型的思维，普通的商人是功能型的思维，即关注具体的活动。他说：“因此，要在思维层次上提升才能做好大生意，战略、品牌、价值、原则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抽象来展开的，形而上后再来做形而下，这是我们今天做大生意的一个哲学或者说是思维的基础。”
🔼 完整纪要，请点击上图阅读 | 内容及图片皆来自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02
杜维明谈“儒商”及市场与经济
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以上内容摘录自《中国慈善家》2013年7月刊《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作者宋厚亮。
今天，我们讲儒商和企业家的认同，意义何在？
特别是在全球化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及矛盾冲突后，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富强乃至思考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儒家的基本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我们现在进行的反思，不仅是对全球化的反思，还有对人本身的反思，即何谓“仁”？如何向前发展并能够创造价值？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儒家的核心价值不应该就是曲阜的、中国的、东亚的核心价值，它应该有普世价值的一面。
儒家最核心的价值应是“仁”。而何为“仁”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在轴心文明时代，儒家的一种超越突破，是基于对人的全面了解，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不同的层次来审视人的价值。在此意义下，它不是一般所谓的个人修养的问题，而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尤其在现在全球化、注重利益和富强下，对于“仁”的价值又该如何审视？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社会，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使人们能够富足、安于生活。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进行教养，乃至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身的潜力和价值。因此，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以道德说教来宣传儒家，而不顾及到人的生活、安全和经济，这是完全不符合儒家基本标准的。
但如果只把仁当做一种世俗的生活，没有诉求、精神、美感或创造价值的要求，这对儒家也是一个极大的偏见，因为儒家是注重经济的。经济的意义和儒家所考虑到的经世济民的“经济”有非常符合的地方，即经济的目的：一方面，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以上内容摘录自杜维明先生2016年“儒商论域”主题演讲《仁”变三步曲：经济人-文化人-生态人》，来源为2016年“儒商论域”官方网站。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创造了巨大财富，却发展不出一套维系社会和谐的机制。金融风暴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自由市场绝对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追逐个人私利，最后个人反而会失去保障。
市场秩序恰恰需要道德来维系。哪怕是主张自由市场的鼻祖亚当斯密也认为，比起《国富论》来说，他的《道德情操论》更重要，同情心才是市场经济得以进行的保障。光靠商业保险、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是不行的，一场经济危机可能就全崩溃了，所以必须把伦理因素引入企业，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巨大恒产的人，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拥有的资源和责任感应是成正比的，经济一定和伦理密不可分。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签署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到17项发展目标，非常明显地讲到不能只重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强调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然而，经济人不存在维护地球和倡导公共良善的观念，经济人假设下的一个亿万富豪，没有任何义务给无家可归者一块钱。
儒家所讲的做人道理，恰恰不是个人本位的，而是关系本位的。巴黎气候变化峰会签署的协定，之所以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认同，就是摆脱了个人本位、进行通力合作的结果。100多个国家一起努力，来对付全球变暖，这样的全球协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亮点。假如没有这种协调机制和重叠共识，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不是过分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但是抵御风险、解决人类存活问题需要政治、宗教、伦理等各种因素介入进来，光依靠市场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以上内容摘录自《凤凰周刊》总第604期《专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儒家精神如何滋养现代心灵》，作者王淇。
🔼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 | 图片来自中国慈善家微信公众号，摄影：李英武。
03
涩泽荣一及其思想
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田中一弘介绍说，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论”和他以此为理论基础倡导的“合本主义”，从2008年“雷曼冲击”前后起，在日本再度得到重视，同时在海外也日益引起关注。其背景，在于人们对于过度追求私利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存有不信任感和危机感。
田中一弘指出，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论”的理论构造是这样的：
对于经济来说道德不可或缺，
对于道德来说经济也不可或缺。
他分析到，在涩泽荣一的前述理论构造中，道德与经济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其中，道德又分“不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消极道德和“做该做的事情”的积极道德。他说，据此，涩泽荣一主张：
对于经济来说消极道德不可或缺；
对于积极道德来说经济不可或缺。
田中一弘进一步阐释说，涩泽荣一所指的消极道德，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不能有不诚信的行为”和“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指出，可能很多人对于涩泽荣一的在经济活动中“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观会觉得不太对劲，因为“只要遵照规则，拼命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没错的”，是市场经济的常识。可是，他介绍说，涩泽荣一是这么思考的：
“如果大家都把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来做买卖的话，结果就会形成互相争夺利润而两败俱伤的局面，这就谈不上经济。只有相互以他人利益为第一考虑，才有可能形成顺畅的经济活动。”而这其实是引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只有以他人利益为第一考虑，自己最终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利益”。这种道德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但绝不是劝诫放弃追求自我利益本身。
在重视上述“消极道德”外，田中一弘强调，涩泽荣一同样重视“积极道德”，即“应该使人们在生活上没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变得更加富有”。而这种道德同样来自《论语》。孔子说，若能“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田中一弘认为，把“博施济众”换个词来说，就是“追求公益”，而涩泽荣一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此。
据此，他把涩泽荣一道德经济合一论的精髓总结为“公益第一，私利第二”。他说，所谓 “私利第二”，并非说 “私利是次要的，无所谓，要藐视它”。而是说，私利和追求公益是同等重要的，但在顺序上应该把私利作为公益的自然结果来看待。
田中一弘强调，本来，遵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不用涩泽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张自由市场理论的亚当·斯密也提出要 “公平竞争”，把不做坏事作为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斯密还认为，只要每位个体专注于追求自己的私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就会发生作用，使社会整体实现有序和繁荣。根据斯密的说法，个体没必要总想着公益，甚至不那么做更有利于社会。这一点，可以说不仅仅是斯密的主张，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常识。
但是，他指出，涩泽荣一不这么认为。涩泽荣一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都必须负有积极道德的义务，他期待人们开展事业活动时，能够想着使大家都富有幸福这个公益目标。社会如果变得富足，作为结果，个体也能变得富有。在他的设想中，是先公益后私利这么个顺序。
只是，田中一弘特别附加说明，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论并不是禁欲式地单纯追求公益。在他的理解中，涩泽荣一是完全认可参与促进公益事业的人们的私利的，只要这种私利不是通过不诚信或通过排挤他人、以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因为，私利是促使人们倾力追求公益的原动力。
🔼 以上内容（含图片，涩泽荣一雕塑）来自田中一弘教授的文章《重新认识涩泽荣一》，原载https://www.nippon.com/cn，点击上图可阅读田中一弘教授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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